人才引进应是个“连续谱”

    
2001年,38岁的王贻芳(现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)放弃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工作回国,多年来,他见证了中国粒子物理的成长与发展。
粒子物理,是一个较为传统的学科。若从1897年发现第一个基本粒子电子算起,粒子物理已走过了百余年历程。尽管同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学科相比,粒子物理并没有那么时髦和招人眼球,但它在科学研究中却有着十分稳定和极其重要的地位,代表着现代科学发展的最前沿。
2013年,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,让粒子物理进入了一片更为深广的天地。
“发现希格斯玻色子后,需要进行大量与之相关的物理现象测量,很多研究都是围绕着探索其性质展开的。”王贻芳说。
与此并驾齐驱的,是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现象。“通过目前的实验来看,标准模型显然不是一个终极理论模型,还有很多不完备之处。所以,寻找新的物理现象,并根据它们构建更新一层次的理论,是粒子物理目前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。”
2015年,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“中微子振荡”,这也让粒子物理的关注度再次升温。然而,对于中国的粒子物理发展,王贻芳却有着一份忧虑:“近年来,中国基于加速器物理研究的投入不断增多,但跟国际上相比,投入比重仍差很远。”
“所有的事情都是由项目和经费拉动的。钱不到位就没有人才,没有人才就没有论文,也就没有成果和影响力,这是一个连锁反应。”王贻芳说。
然而,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,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钱给粒子物理,为什么还说不够用呢?
“大家可能觉得粒子物理投入很多,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”王贻芳指出,粒子物理科研项目的特点使得投入其中的经费显示度较高、较集中,“所以只要投一个项目,就全都看见了”。但是,这样的投入,指向的却是几百个人十几二十年的努力结果。“如果算算人均经费,与其他领域相比,是要落后很多的。”王贻芳感慨道。
除了经费投入方面的困难,人才引进也成为了粒子物理国际化的一个羁绊。
“在海归人才的引进上,应该少一些条条框框。”王贻芳举例说,目前国内在人才引进上有“千人计划”和“青年千人计划”等各种各样的“篮子”,“但那些在国外做副教授的人怎么办?他们一般30~40岁,正是出成果的年纪,是我们引进的主要目标”。
王贻芳一再强调,人才的水平、能力和待遇应该是一个“连续谱”。“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任何层级的人才都包含其中,不要出现断档,否则会造成重大缺失。”
同样,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,也显露出一些问题。“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让人家来干三五年,没有真正想让人家在这里干一辈子。”王贻芳指出,由于在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等方面没有制定与之匹配的政策,因此很难吸引到那些真正想要的人才。“我们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引进人才考虑,让他们在中国有一个长远发展的政策环境。”
今天,在粒子物理领域,国际化之路已经不可回避。然而,无论是国际人才的引进,还是国际合作的开展,都需要合理的政策来保驾护航。
“我们派人出国的差旅费是有的,但是给合作方的设备投资就没有经费了。”王贻芳解释说,在高能物理领域,一个正常的设备经费投入方式,应是80%投入国内,20%投入国外。“而我们现在对国外的投入,可能连1%都没有。”
造成的结果必将是一个恶性循环。“你对别人不投入,别人对你也不投入。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粒子物理研究的国际化。”王贻芳遗憾地说。
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,吸聚了全世界的目光,也让很多大科学装置在后续探索中被寄予厚望,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主持的CEPC(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)便是其中之一。
“CEPC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就是要把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质搞清楚,因为这是目前发现的所有粒子中最奇怪的一个。”王贻芳认为,真正做科学的人,不会把自己的工作和诺奖联系起来。“诺奖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,但个别的诺奖并不能说明问题。”
欧洲核子中心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,但诺奖却给了爱丁堡的彼得·希格斯。“但科学研究的中心和引领者,仍在欧洲核子中心而非爱丁堡。”王贻芳强调,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科学知识的前行,如果科学发展是基于某种偶然性,永远不会成功。“未来,中国的粒子物理是想成为爱丁堡还是想成为欧洲核子中心呢?”